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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原著首发于2012年，作者是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全书内容可以概括为表达一个无政府主义 思想者关于国家、关于革命、关于平等的想法。
作者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观察当今的国家政治、教育、公共讨论、景观设计等议题。无政府主义的最大特点是互惠性，是不经等级制度和国家制度达成的合作。19、20世纪间，科学的极大发展导致“世界的祛魅”，使得无政府主义者以为科学将解决一切问题，取代政治，由专家来治理世界。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不存在纯粹的民主制，其制度内的机构都掌握在买主手中，导致在现存制度内解决问题的希望渺茫。而大规模的反抗和运动会演变成政治权威与法西斯主义。国家摧毁了自愿合作所产生的自然的积极精神和责任意识。导致我们失去了互助的习性。
同时作者认为当下的社会科学自满于精英主义者的视角，而忽视无产者、农民等的目的、价值和实践，只拿他们填充社会经济数据中的数值。在书中对此作了重点批判。
全书提出了许多现今社会的问题，尽管没有提及多少解决方案，但无政府主义者视角对我而言颇为新颖，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政治词汇的认识，是一次非常有收获的阅读，以下是我做的各章摘抄换穿插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想法。
第一章
在前文所述背景下，本书第一章作者定义了一种“日常形式的抵抗”，它极少进入历史记载，却暗中对政权、国家和军队产生了巨大的、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贫民，农民等下层阶级匿名、沉默，且往往是共谋的方式行使这种违法的抵抗，偏爱这种小“小打小闹”似的日常操练，能减少公开抵抗带来的风险。“政治特技”具有榜样效应的传染性，它来自于少数抵抗者起初的观察和默会协同，在没有遇到极大的体制惩罚时，它能形成病毒式扩散传播，那便使得无政府主义操演有了后续的可能。反观三个世纪来的所有解放运动，都是从最初的几个勇敢灵魂挑战既定的法律框架开始。而这种挑战往往来自于自发的行为，如果有机构代理，仍处于制度框架内，则这种抵抗容易被消解。本章最后作者还探讨了权力与倾听的关系，Charisma式领导在得到权力的过程中需要 Call and Response，他的领导魅力风格是被他的选民所塑造和选择的，而极权主义国家的决策者，很可能处于一个臆想的世界，因为他们不需要倾听。
第二章
本章是关于民间秩序与官方秩序。作者认为民间秩序的消亡源于无政府主义的宿敌——民族国家的崛起。偏离常规的民间实践被国家制度处理，国家级别的同质化工程（如统一方言）也进一步促成民间实践的消失，除此之外国际组织的标准化制定也将民间实践排除。官方实践是一种流水线工厂似得实践，它能实现权力中心对物质和工作流的极大控制，如福特T型车工厂、麦当劳汉堡制作。子随父姓也是一种以监管规训为目的随国家发展而普及的官方实践。命名、景观、建筑和工作流程的特定规划，显示出了秩序、理性、抽象性和系统简洁性，这使它们为等级制度中的权力所用即官方实践。然而很多时候，这种强制性本身是一种折中的妥协方案，无法适应个异性场景，作者举了几个科学种植的林学为例子。归根结底，失败的原因在于对特定情况缺乏认知，照搬成功模式而缺少对新环境的考量，思考过于简化而导致的反科学。而民间智慧与技艺就是在此场景下不可或缺的知识，他们有当地的成功经验、灵活的应对技巧。作者再以雅各布斯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三点批判为由驳斥全盘的官方实践思路。雅各布斯认为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强调视觉秩序和功能分区。以效率最大化实现为实践宗旨却忽略的三件事：1.规划者的计算公式立足于指标效率而忽略了人类行为中蕴含的丰富目的性。2.人们喜欢混合型的功能多样的城区，这些城区也会因时而变。3.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伤害了民间秩序，它试图将城市变成没有灵魂的艺术品，而不是「生活着的」城市。规划师们缺少的是民间体察，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民的生活的了解，而这本该是城市规划的出发点与归宿。
第三章
本章关于人的塑造。人类作为哺乳动物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将游戏作为人类的第三大无目的行为。作者举例引用了开放性的探索游乐园为例，说明它们比常规游乐园更能给孩子带来玩耍的目的性、创造力和热情。它是一则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寓言、一个自治社会的模型。设计这种开放性乐园表达了创作者的谦逊， 这种谦逊将游乐园的形态交由孩子自己完成，包容孩子的天性与创造力，意味最低程度的监管，是反家长式领导的（paternalism）。与之相反的是学生宿舍的标准化装修。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点，在学校和教室这一封闭区域内，教师是权力的中心，底下的学生全都被权力所注视，形成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场景， 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微观权力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强大的规训作用。作者还举了两座不同设计的战争纪念碑的例子来说明开放性带来的意义。前者是华盛顿越南战争纪念碑，其开放性的设计让其承载访客自己的含义、历史，访客能以时间线索找寻逝者名字，比起冰冷的整齐的字母排列，更容易让悼念之人找到回忆的入口，完成纪念的意义。而后者硫磺岛纪念碑则更多的是战争标志的雕像，它更多的向访客传递纪念碑的信息而非完成纪念的意义。接着作者讲了效率与开放性的矛盾问题。效率建基在稳定性的基础之上，从而与开放性、适应性是背道而驰的，而人之优于动物者，在于其强大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效率观念有两大缺陷：1.过分依赖稳定，稳定实际上是特例；2.忽略人的因素，效率与人的积极性密切相关。衡量一项制度的优越性除了经济视角，还能从制度对人的改造方面着手。但相比于GDP，我们并没有一个可准确计算的GHP（gross human product）作为参考。作者提出两个参考标准：1.人在工作中的能力成长；2.人在工作中的自我满意程度。接着作者着重批判了流水线生产，因为其发明目的就是为了消解工匠-工艺知识，建立在劳动力“愚蠢化”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伤害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制度。再从权力的分配角度看，流水线的决定权仅掌握在少数工程师手中，造成的是负的“净民主生产”（net democratic product）。一个与流水线非常相似的类比是全民公共义务教育。这一教育就如一条产品单一的生产线，主要目的是生产社会劳动力。衡量标准单一——产出分析型智能。在这一标准下将牺牲众多拥有其他天赋的学生，而社会的成功需要的是多种多样才能人，而不是单一的分析型智能。这种教育现状在我们国家表现的尤为强烈，近几十年教育的内卷程度越来越高，尽管意识到我们在一条错误的赛道上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但现实的残酷，条件的约束，让我们不得不去拼命，我想不到有更优的解决方案，先跑着可能是最不坏的选择。也许我已经患上作者说的“制度性神经症”（institutional neurosis），缺乏同情心与主动性。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个机构（制度）之中，家庭、学校，军队、企业，这些机构优根深蒂固的层级结构和集权管理模式，服从是我们在其中生活的唯一选择，集权环境对塑造人格具有深远影响，作者例举了斯坦利·米尔格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来论证。这一碎片的名称作者取为“机构生活的病理学”非常贴切。在集权式的制度机构中，人们往往悬置了自己的独立判断选择服从习惯、服从秩序要求，但就目的而论，这种服从并不一定会带来好结果。本章结尾作者以移除交通信号灯为例，在实验中由于没有交通信号灯，驾驶者会更谨慎，更多的发挥自己的智慧判断、注意力，反而能提升安全性。作者认为，移除信号灯款以被视作对行车负责和公共礼仪的一种温和训练，这一概念也在本书p29第一章无政府主义操演中出现过。这段关于红绿灯的内容让我回想起几年前看的美剧《航空炸弹客》里的类似场景，主角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等红灯思考这么做的意义，他觉得这是现代技术与工业化对人的侵蚀。
第四章
这一章作者想为小资产阶级正名。历史上小资产阶级一直是被鄙视的一个阶层，一方面他们被认为是贪利的骑墙派，时刻不放弃成为大资产阶级的渴望，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高不成低不就，只可共享乐无法同吃苦。除此之外作者认为还有一个结构性原因在于他们总有逃避国家控制的办法。作者想论述小资产阶级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代表的自主、自由与无政府主义情怀核心只差了互惠，二在任何政治体系中他们都承担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这里作者对小资产的定义较为宽泛。我们认为的无产阶级的贫农也被作者视作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者梦想受挫时标准的革命导火索，如「耕者有其田」式的农民土地革命。总之，作者在小资产身上看到了强烈的自主、自尊的追求。在社会功能上，小资产们是大公司侦查的创新对象，是各类民众运动追求平等主义的一个诉诸对象，还能在社区中提供金钱购买不到的邻里服务。
第五章
这一章讲政治，但这个政治似乎并非我们惯常讨论的政治，而是指一种公共讨论。在开篇，作者再一次吐槽了应试教育与标准化考试。而这种标准化是看似客观实则机械的。这些标准都将质的衡量转化为量的衡量，从而通过一套貌似单一、客观的尺度实现了案例之间的比较。它们在最高意义上是一种宽领域、具有欺骗性的“消除政治的机器”，用来把政治合理性方面的疑问转化为专家操作下中立、客观的管理规程。这种去政治化的把戏掩盖了一点：对政治中的互助与试错之可行性的信念在深层心理中已经缺失，而这一信念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深深珍视的。量化标准的第一个问题是是缺乏准确性，作者以科学引文索引中的各种问题来说明此点，量化标准的第二个问题是会产生“标准对行为的殖民”而消解其自身的有效性。可以用古德哈特定律来说明：当一个衡量标准成为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衡量标准。类似的还有坎贝尔定律：若一个社会指标被用于社会决策的程度越高，这指标就越容易受到腐化的压力影响，也越倾向扭曲和损害这指标所测定的社会过程。作者认为质量化测量的宏大诉求有两个源头：第一，提倡机会平等且反对特权、财富、头衔世袭的民主主义信仰；第二，相信价值可以被科学地测量的现代主义信念。所有行政管理技术（如SAT考试）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们以平等和民主之名，行“反政治机器”之实，将广泛存在的合理公共讨论从公共领域中清除，把管理权交到掌握技术的管理机构手中。它们压制了可能会兼容并包、卓有成效的争论，社会政策、技术智能的意义、精英的选拔、平等和多样性的价值、经济增长和发展之目的等议题原本都可以付诸这样的争论。 关于应试教育，阅读时我产生了一个相反的想法：应试教育针对特定能力的培养固然会牺牲掉其他的人类天赋，但一个可以为之辩护的点我觉得是人类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已然让知识分门别类细化到一定的门槛，要进入某一细分领域必须具备相关的基础业务知识，而获取这些知识的能力便建基在这一应试教育模式之下。换句话说，如此「孤注一掷」式的应试教育它可能不是最优解，却可能是人类渴望再次进步的一个最不坏的解。当然，这种进步的视角是落在数学、科学、技术之上，而不是人文、艺术之上。
第六章
这章是关于具体和流变。开篇作者用一法国反纳粹小镇上的居民保护犹太人的事例来说明人们行事是行动在先，然后再为行动找到一套逻辑。抽象的原则是实践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小镇居民一开始处于自保而不愿答应收留犹太人，但见到具体的犹太人的惨状后，作出了改变，这一事迹在反纳粹活动中被歌颂。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员的研究摆脱了亲历者的局限性，知道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不可避免地会受事件走向影响，从而漠视事件的偶发性。结论导向的研究往往忽视历史亲历者的真是感受。如果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被程式化，在传播之中成为一个精简的符号、一种虚假的逻辑和秩序，那么它在第一时间被经历的方式就会被极度歪曲。作者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即通过电视观看篮球比赛转播。在屏幕上一切动作都比现实放缓，为了观赏方便甚至导播还会加入慢镜头，这与现实球场上的对抗完全不同，带着上帝视角让观众简化了球员比赛的难度。清理、简化、浓缩历史事件的习惯不只是人类的自然癖性，不只是编历史教科书时的必然要求，更是一种具有高度利害关系的政治争夺。也许许多历史变革并非人们刻意计划为之，而是临时与自发行为的结果；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常常是那些无序抗议和示威的产物，而非其诱因；人类自由方面的显著进步往往不是规范的制度程序的结果，而是未经规划的、不可预测的自发行动，是自下而上打破传统社会秩序的成果。